费巩，原名、福熊，字寒铁，后字香曾。1905年9月16日（农历8月18日）出生于江苏苏州长庆里(混堂巷)。费家是江苏吴江县名门望族。祖父费延厘，同治乙丑进士，曾任河南督学，盛年引退，有“吴中高士”之称。父亲费仲深，曾入袁世凯幕府，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同为吴大澂女婿，很得宠信。1915年7月，任北洋政府肃政厅肃政史。袁世凯僭号称帝，费仲深直言劝谏，不被采纳，11月，遂隐退南归回到苏州。    

　　1917年，12岁的费巩和哥哥费福焘一起去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，后入复旦附中学习，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。费巩天资聪颖，才华出众，学习成绩非常出色，课余喜欢赛跑和踢小足球，还担任过田径队队长、足球管理。球场上，常常是一人长驱直入，射球得分，引来阵阵叫好声。费巩秉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好打抱不平，类似包公，人称“费公”。由于他德智体三者兼备，在同学中颇有威望。    1924年，费巩被同学推选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委员会主席。他当选后，倡议学生自治会可以自由发表各种议论，畅谈国事，抨击时弊。提出自治会要办壁报、办校刊、办义务小学等。学生自治会当即推举他担任义务小学董事长。    

　　1925年，费巩看到国内政治腐败，决心攻读政治，从文科转到社会科学科。这年冬天，费巩和袁慧泉在桃花坞结婚。袁慧泉原名袁家第，是袁世凯的孙女，袁克定的女儿。袁慧泉聪颖贤淑，体贴入微。费巩得此内助，受益非浅。    1927年夏，费巩以三年半时间，修完了大学全部学分，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毕业。    

　　1928年秋天费巩自费赴法国留学。他看不惯法国巴黎的奢侈生活，又觉得在法国学不到想学的东西，因此，他花了两个月时间作准备，考入了牛津大学。费巩希望通过研究英国的文官制度，为改革当时国内腐败政治提供借鉴。他在牛津发奋学习，成为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常客，为写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》和《比较宪法》收集了大量资料，作了充分的准备。    

　　1931年6月，费巩获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荣誉毕业生文凭，稍后，取道苏联回国。回国途中，正值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费巩看到在海上横行的日本船只，义愤填膺，把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抛入大海，并把名字改为费巩。    

　　1931年9月，费巩的第一部专著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》出版。他在书中应用政治学的角度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了专题研究，内容涉及英国文官体制的诸多方面，是一部全面评介英国文官体制产生和运作的专著。    回国以后，费巩的亲友为他在上海政界和经济界找到了职位，但他决心献身教育，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，后由陈望道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。1932年秋，他又兼复旦大学教员，讲授英国政治制度，并兼任复旦大学同学会的会刊主编。他平时不是穿长衫就是套马夹，复旦校友便称其为“马夹教授”。    

　　1933年，费巩《比较宪法》一书出版，他以英、美、德，法、瑞士五国宪法为主，兼及日本、挪威、比利时、捷克、波兰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中国的宪政，加以比较评述，明其利弊，以便取长补短，作为制定宪法的参考。该书内容丰富、条理清楚、涉及面广、分析深刻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

　　这年秋季，费巩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，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，并兼任注册课主任。浙大的注册制度，就是他一手奠定的。    

　　费巩到浙大工作，和浙大校长郭任远有关，但是他却不同意郭任远的所作所为。1925年夏，胡鼎新(乔木)在浙大读书，出版壁报《沙泉》，上面转载了一幅苏联青年的照片。郭任远知道后，以“成绩不及格”为由，开除胡乔木。费巩是注册课主任，知道胡乔木成绩明明为八十多分，怎能说不及格，于是和郭任远争吵起来。事后，费巩还把胡乔木约到自己家里，说明情况。    

　　1935年，浙大学生响应“一二九”运动，同时提出了“要学者，不要党派”的口号，发起大规模驱郭运动。在费巩等教师的支持下，迫使教育部于1936年春改派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。    1937年抗战爆发，浙大西迁，费巩携眷随校西迁至西天目山任课。直至1937年11月浙大再西迁建德时，费巩才为了安顿家里离开学校，送母亲和孩子回到上海。    

　　1938年11月，费巩绕道香港到达到广西宜山与学校会合。他看到宜山气候恶劣、条件很差，学生患病者甚多，于是向竺可桢校长递交了2000多字的信函，提出五点书面意见：一、改善物质条件，维护学生健康；二、酌情减轻学生功课负担；三，扩大学生贷金范围和资金数额；四、改进行政措施；五、开会要自由讨论，以便上下通气。这些建议受到竺可桢的采纳和师生的拥护。    

　　1940年7月，浙大学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。竺可桢校长便“三顾茅庐”来请费巩出任，费巩因为性甘澹泊，坚辞不就，经再三敦促，他提出两个条件，即：一、不参加国民党，二、不领取训导长薪俸，把这笔钱移为学生谋福利用。竺可桢答应了费巩的条件，费巩决定就职。    

　　8月12日，浙江大学在遵义播声电影院举行费巩教授就职典礼。费巩在会上发表“就职宣言”，以声明、立场、政策、希望四点说明施政的方针和所持的态度，他说：“为政不在多言，但亦不能空言”。他表示要推行导师制，要切实改进同学的生活，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请医生、除臭虫等六大项。讲到训导方针时，他说：“我要以德服人，不以力服人，用感力，不用压力”，“吾是个自由主义者，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，想给你们的是领导，而不是压迫。”他接着说：“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，但吾出来做，决不是做警察厅长或者侦探长，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，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。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，做你们的保姆，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”。并以合作、守法、自治、谦虚四点作为他对同学们的希望。话音刚落，全场掌声如雷，历久不辍。    

　　费巩就职后，严格地履行了他对学生的承诺。在教育上，努力推广和改进导师制。提倡教师应致力于躬践力行，不尚空谈，导师的工作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品格放在至高位置。费巩本身就是一个好导师。他治学严谨，知识渊博，讲课内容丰富，教学方法着重启发学生思考、学会分析。不少学生选他做导师，多时一期竟有五十多人。费巩能根据同学的各自性格特点，因材施教、从不厌倦，他的热心与负责精神，令人深为感动。这样，他与学生之间，逐渐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感情。    

　　在思想上，费巩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。积极帮助创办《生活壁报》。费巩不仅使《壁报》合法化，而且使其制度化。学生会有权审查稿件，并且负责对作者的姓名保密。这种制度的制定，使浙大的进步势力总是占主导地位，并且紧紧地掌握着对壁报的领导权。《生活壁报》后来改名为《费巩壁报》，在浙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。    

　　在生活上，大至生活纪律，小至铺位安排，费巩事事躬亲。亲自烧开水，替学生冲杀床铺上的臭虫；自行设计油灯（学生们称之为“费巩灯”），发给学生，改善学生照明条件；关心学生的贷金和工读问题，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。费巩做这些琐碎的事务工作，有时想到“以一教授及贵胄身份，乃终日营营扰扰于此类卑琐之事，抑太辱没”，但是又想到学生生活困苦局促，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，来为同学谋福利。    

　　费巩对于那些横行不法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，非常鄙视和厌恶。他把三青团的牌子从训导处的前门挂到后门，并堵死走道。他对违犯校纪、贪污舞弊的三青团员和军统骨干分子严办开除。他说：“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，他们不学无术，败坏校风，是一伙害群之马。要奖罚分明。”被开除的特务学生，对他更加仇恨，扬言要用武力对付费巩。费巩说：“如果我怕这些，就不会出来任职了。”由于他嫉恶如仇，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，成为特务切齿痛恨的眼中钉。    

　　1941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反革命统治，手段更凶残，气焰更嚣张。他们以纵容共产党活动，阻扰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的罪名，胁迫费巩辞去训导长之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费巩于1月3日，递交了辞呈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告以辞职原因，由于内外交迫，外则教部之表示，内则尽是谗言，否则不愿中途而废。”    

　　1941年7月7日，费巩告假东归，回到上海，假期届满之后，费巩毅然告别了亲人，历经风餐露宿、重重险阻，于1943年2月15日到达遵义，回到浙大。    在白色恐怖下，费巩总是竭尽全力，帮助进步学生逃离学校，或资助路费，或介绍去处，使同学们幸免于难。费巩主持正义，在学校演讲时公开批评宪政，被国民党视作“重点防范”单位内的“重点防范”人物，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和暗杀，处在极度危险之中。费巩对特务的监视，虽然有所觉察，感到“此后讲话亦须谨慎”，却料想不到自己的处境已是如此危险。    

　　1944年春，日军发动湘豫桂战役，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，大片国土沦丧，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憎恨，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。从1944年2月开始，费巩连续发表《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》、《论治权与政权之分》、《吾国固有政制与民主政治》、《王之反对党》、《政治风气之转移》等论文，反对独裁专制，要求公布宪法，实行政治民主，人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，允许反对党存在。这些要求，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，反动当局更加仇恨费巩。    

　　1945年2月7日，原浙大学生吴作和来到费巩住处，递给费巩一张文化界《对时局进言》的传单，内容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，组织联合政府，取消党治特务，及妨碍人身自由之法令，惩治贪污等，在这上面已经签名有郭沫若、洪深、马寅初、张申府、柳亚子等数十人。费巩看了觉得很合自己的意思，便签名其上。22日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该文，引起了很大震动，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。特务们奉命对签名人士进行威胁、恐吓，利诱，有几个人害怕了，在报上发表声明，说自己并未参加签名。费巩对此极为气愤，再次发表文章，痛斥“怕死鬼”和“小丑”。    

　　3月5日凌晨，费巩在学生邵全声的陪同下，到重庆千厮门码头，准备乘渡轮赴北碚复旦大学讲学，当邵全声替他取行李，返回码头却不见费巩，四处寻找，终无下落。    

　　费巩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，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，除了在舆论上呼吁营救费巩外，中共代表周恩来，董必武、叶剑英等人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，也多次提出“立即释放叶挺、廖承志、张学良、杨虎城、费巩”的要求。    

　　费巩被绑架后，即在被关押的歌乐山监狱中遇害，尸体被惨绝人寰地丢入镪水池里“化”掉，遇害时年仅四十岁。    

　　1978年9月，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，“生得正直，死得壮烈”，人们将永远怀念他，他的精神永垂不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