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照明月冤难雪,身沐桃李气长存----记费巩烈士-美文-印象-
水墨同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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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照明月冤难雪,身沐桃李气长存----记费巩烈士

  费巩,原名、福熊,字寒铁,后字香曾。1905年9月16日(农历8月18日)出生于江苏苏州长庆里(混堂巷)。费家是江苏吴江县名门望族。祖父费延厘,同治乙丑进士,曾任河南督学,盛年引退,有“吴中高士”之称。父亲费仲深,曾入袁世凯幕府,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同为吴大澂女婿,很得宠信。1915年7月,任北洋政府肃政厅肃政史。袁世凯僭号称帝,费仲深直言劝谏,不被采纳,11月,遂隐退南归回到苏州。    

  1917年,12岁的费巩和哥哥费福焘一起去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,后入复旦附中学习,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。费巩天资聪颖,才华出众,学习成绩非常出色,课余喜欢赛跑和踢小足球,还担任过田径队队长、足球管理。球场上,常常是一人长驱直入,射球得分,引来阵阵叫好声。费巩秉性耿直,嫉恶如仇,好打抱不平,类似包公,人称“费公”。由于他德智体三者兼备,在同学中颇有威望。    1924年,费巩被同学推选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委员会主席。他当选后,倡议学生自治会可以自由发表各种议论,畅谈国事,抨击时弊。提出自治会要办壁报、办校刊、办义务小学等。学生自治会当即推举他担任义务小学董事长。    

  1925年,费巩看到国内政治腐败,决心攻读政治,从文科转到社会科学科。这年冬天,费巩和袁慧泉在桃花坞结婚。袁慧泉原名袁家第,是袁世凯的孙女,袁克定的女儿。袁慧泉聪颖贤淑,体贴入微。费巩得此内助,受益非浅。    1927年夏,费巩以三年半时间,修完了大学全部学分,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毕业。    

  1928年秋天费巩自费赴法国留学。他看不惯法国巴黎的奢侈生活,又觉得在法国学不到想学的东西,因此,他花了两个月时间作准备,考入了牛津大学。费巩希望通过研究英国的文官制度,为改革当时国内腐败政治提供借鉴。他在牛津发奋学习,成为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常客,为写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》和《比较宪法》收集了大量资料,作了充分的准备。    

  1931年6月,费巩获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荣誉毕业生文凭,稍后,取道苏联回国。回国途中,正值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费巩看到在海上横行的日本船只,义愤填膺,把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抛入大海,并把名字改为费巩。    

  1931年9月,费巩的第一部专著《英国文官考试制度》出版。他在书中应用政治学的角度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了专题研究,内容涉及英国文官体制的诸多方面,是一部全面评介英国文官体制产生和运作的专著。    回国以后,费巩的亲友为他在上海政界和经济界找到了职位,但他决心献身教育,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,后由陈望道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。1932年秋,他又兼复旦大学教员,讲授英国政治制度,并兼任复旦大学同学会的会刊主编。他平时不是穿长衫就是套马夹,复旦校友便称其为“马夹教授”。    

  1933年,费巩《比较宪法》一书出版,他以英、美、德,法、瑞士五国宪法为主,兼及日本、挪威、比利时、捷克、波兰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中国的宪政,加以比较评述,明其利弊,以便取长补短,作为制定宪法的参考。该书内容丰富、条理清楚、涉及面广、分析深刻,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

  这年秋季,费巩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,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,并兼任注册课主任。浙大的注册制度,就是他一手奠定的。    

  费巩到浙大工作,和浙大校长郭任远有关,但是他却不同意郭任远的所作所为。1925年夏,胡鼎新(乔木)在浙大读书,出版壁报《沙泉》,上面转载了一幅苏联青年的照片。郭任远知道后,以“成绩不及格”为由,开除胡乔木。费巩是注册课主任,知道胡乔木成绩明明为八十多分,怎能说不及格,于是和郭任远争吵起来。事后,费巩还把胡乔木约到自己家里,说明情况。    

  1935年,浙大学生响应“一二九”运动,同时提出了“要学者,不要党派”的口号,发起大规模驱郭运动。在费巩等教师的支持下,迫使教育部于1936年春改派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。    1937年抗战爆发,浙大西迁,费巩携眷随校西迁至西天目山任课。直至1937年11月浙大再西迁建德时,费巩才为了安顿家里离开学校,送母亲和孩子回到上海。    

  1938年11月,费巩绕道香港到达到广西宜山与学校会合。他看到宜山气候恶劣、条件很差,学生患病者甚多,于是向竺可桢校长递交了2000多字的信函,提出五点书面意见:一、改善物质条件,维护学生健康;二、酌情减轻学生功课负担;三,扩大学生贷金范围和资金数额;四、改进行政措施;五、开会要自由讨论,以便上下通气。这些建议受到竺可桢的采纳和师生的拥护。    

  1940年7月,浙大学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。竺可桢校长便“三顾茅庐”来请费巩出任,费巩因为性甘澹泊,坚辞不就,经再三敦促,他提出两个条件,即:一、不参加国民党,二、不领取训导长薪俸,把这笔钱移为学生谋福利用。竺可桢答应了费巩的条件,费巩决定就职。    

  8月12日,浙江大学在遵义播声电影院举行费巩教授就职典礼。费巩在会上发表“就职宣言”,以声明、立场、政策、希望四点说明施政的方针和所持的态度,他说:“为政不在多言,但亦不能空言”。他表示要推行导师制,要切实改进同学的生活,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请医生、除臭虫等六大项。讲到训导方针时,他说:“我要以德服人,不以力服人,用感力,不用压力”,“吾是个自由主义者,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,想给你们的是领导,而不是压迫。”他接着说:“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,但吾出来做,决不是做警察厅长或者侦探长,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,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。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,做你们的保姆,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”。并以合作、守法、自治、谦虚四点作为他对同学们的希望。话音刚落,全场掌声如雷,历久不辍。    

  费巩就职后,严格地履行了他对学生的承诺。在教育上,努力推广和改进导师制。提倡教师应致力于躬践力行,不尚空谈,导师的工作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品格放在至高位置。费巩本身就是一个好导师。他治学严谨,知识渊博,讲课内容丰富,教学方法着重启发学生思考、学会分析。不少学生选他做导师,多时一期竟有五十多人。费巩能根据同学的各自性格特点,因材施教、从不厌倦,他的热心与负责精神,令人深为感动。这样,他与学生之间,逐渐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感情。    

  在思想上,费巩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。积极帮助创办《生活壁报》。费巩不仅使《壁报》合法化,而且使其制度化。学生会有权审查稿件,并且负责对作者的姓名保密。这种制度的制定,使浙大的进步势力总是占主导地位,并且紧紧地掌握着对壁报的领导权。《生活壁报》后来改名为《费巩壁报》,在浙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。    

  在生活上,大至生活纪律,小至铺位安排,费巩事事躬亲。亲自烧开水,替学生冲杀床铺上的臭虫;自行设计油灯(学生们称之为“费巩灯”),发给学生,改善学生照明条件;关心学生的贷金和工读问题,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。费巩做这些琐碎的事务工作,有时想到“以一教授及贵胄身份,乃终日营营扰扰于此类卑琐之事,抑太辱没”,但是又想到学生生活困苦局促,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,来为同学谋福利。    

  费巩对于那些横行不法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,非常鄙视和厌恶。他把三青团的牌子从训导处的前门挂到后门,并堵死走道。他对违犯校纪、贪污舞弊的三青团员和军统骨干分子严办开除。他说:“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,他们不学无术,败坏校风,是一伙害群之马。要奖罚分明。”被开除的特务学生,对他更加仇恨,扬言要用武力对付费巩。费巩说:“如果我怕这些,就不会出来任职了。”由于他嫉恶如仇,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,成为特务切齿痛恨的眼中钉。    

  1941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反革命统治,手段更凶残,气焰更嚣张。他们以纵容共产党活动,阻扰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的罪名,胁迫费巩辞去训导长之职。在这种情况下,费巩于1月3日,递交了辞呈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告以辞职原因,由于内外交迫,外则教部之表示,内则尽是谗言,否则不愿中途而废。”    

  1941年7月7日,费巩告假东归,回到上海,假期届满之后,费巩毅然告别了亲人,历经风餐露宿、重重险阻,于1943年2月15日到达遵义,回到浙大。    在白色恐怖下,费巩总是竭尽全力,帮助进步学生逃离学校,或资助路费,或介绍去处,使同学们幸免于难。费巩主持正义,在学校演讲时公开批评宪政,被国民党视作“重点防范”单位内的“重点防范”人物,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和暗杀,处在极度危险之中。费巩对特务的监视,虽然有所觉察,感到“此后讲话亦须谨慎”,却料想不到自己的处境已是如此危险。    

  1944年春,日军发动湘豫桂战役,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,大片国土沦丧,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憎恨,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。从1944年2月开始,费巩连续发表《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》、《论治权与政权之分》、《吾国固有政制与民主政治》、《王之反对党》、《政治风气之转移》等论文,反对独裁专制,要求公布宪法,实行政治民主,人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,允许反对党存在。这些要求,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,反动当局更加仇恨费巩。    

  1945年2月7日,原浙大学生吴作和来到费巩住处,递给费巩一张文化界《对时局进言》的传单,内容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,组织联合政府,取消党治特务,及妨碍人身自由之法令,惩治贪污等,在这上面已经签名有郭沫若、洪深、马寅初、张申府、柳亚子等数十人。费巩看了觉得很合自己的意思,便签名其上。22日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该文,引起了很大震动,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。特务们奉命对签名人士进行威胁、恐吓,利诱,有几个人害怕了,在报上发表声明,说自己并未参加签名。费巩对此极为气愤,再次发表文章,痛斥“怕死鬼”和“小丑”。    

  3月5日凌晨,费巩在学生邵全声的陪同下,到重庆千厮门码头,准备乘渡轮赴北碚复旦大学讲学,当邵全声替他取行李,返回码头却不见费巩,四处寻找,终无下落。    

  费巩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,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,除了在舆论上呼吁营救费巩外,中共代表周恩来,董必武、叶剑英等人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,也多次提出“立即释放叶挺、廖承志、张学良、杨虎城、费巩”的要求。    

  费巩被绑架后,即在被关押的歌乐山监狱中遇害,尸体被惨绝人寰地丢入镪水池里“化”掉,遇害时年仅四十岁。    

  1978年9月,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,“生得正直,死得壮烈”,人们将永远怀念他,他的精神永垂不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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